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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一位院士8月8日表示，中国计划设立一个规模为人民币3亿-4.5亿元（合4,430万-6,65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支持截至2015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简称：十二五）期间稀土产业的研发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在最近召开的稀土大会上表示，中国将在十二五期间，把稀土功能材料的产业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自去年起，中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出台针对稀土产业的相关规定，包括提高产业准入门坎的规定、排放标准以及今后五年间产业重组的方案。这些措施意在将零散的产业进行整合，并争取对稀土资源的更大定价权。
稀土资源主要被用于高新技术领域，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导弹以及移动电话。
中国稀土氧化物出口量占全球稀土氧化物出口量的90%以上，并且拥有全球稀土矿产一半的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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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权”稀土试验任重而道远
许多年来，中国可以说深受大宗商品话语权缺失之害，石油、煤炭、铁矿石等领域里一个奇怪的现象频繁上演，凡是中国处于出口阶段的时候，价格都极为低廉，一旦转为进口，价格则飙升了数十倍。
供应世界90%以上市场份额的稀土也许能够帮助中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无论是从战略的高度重视稀土问题，还是推行稀土储备制度，抑或是整顿稀土开采秩序，都是中国为打造稀土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而做的努力。
中国最希望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能够拥有像中东对石油、澳大利亚对铁矿石那样的绝对控制权。但中国稀土面临的复杂现实却不容乐观，稀土“话语权”试验任重而道远。
一线调查
“出口配额”紧缩稀土产业变局频现
“中国今年下半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比去年减少了近40%，为何幅度这么大，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给我一个解释……”
8月3日，在首届中国稀土峰会上，第一个上台发言的美国稀土界权威、美国利夫顿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利夫顿直言不讳的表达对中国持续减少稀土出口配额政策的不满。
与会的各外国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也均表示出对中国减少稀土出口配额的担忧，这种担忧不仅来自于7月8日商务部下发的2010年稀土出口配额文件，也来自于2007年以来出口配额持续减少的趋势。
按照惯例，商务部应在上年底和当年中发布该年度的稀土出口配额数，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种类型。而此次发布的2010年下半年配额将内资与外资合并，共为7976吨，加上上半年内资与外资的总和，2010年全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总数为30258吨，比2009年的50145.1吨少了近40%。而事实上，自2007年起，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2008年市场萎缩，出口配额为47448.7吨)，我国稀土出口配额年减幅超过15%。
中国稀土产业似乎正在遭遇一场由“出口配额”引发的“血案”。从严格执行出口配额制度开始，相关企业频繁重组、政策规范密集制定，中央与地方博弈连连，稀土产业的世界变局正愈演愈烈。
西方重启稀土矿山远水难解近渴
事实上，中国下决心收紧稀土配额的信号始于2007年“国家对稀土生产计划由指导性调整为指令性”，2009年工信部制定的《稀土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2009~2015年)》更是明确提出2009年至2015年每年出口稀土不超过35000吨。
“中国以占全球20%~30%的稀土储量，供应全球90%以上的需求，从长远看难以为继。”与近日被热议的“稀土不稀”之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在稀土峰会上直言，完全依靠中国的稀土，无法满足世界的长期需求。按照杰克·利夫顿提供的信息，今年全球除中国以外的地区对稀土资源的需求量是48000吨，18000吨的缺口将直接导致许多外国企业无米下锅。
面对今年稀土出口配额的锐减，与会的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为世界敲响警钟：中国不会再无限制地为世界提供廉价稀土了。
对于国外企业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出口稀土资源的质疑，张安文明确表示不会，“我们稀土照样年年出口，而且我们的永磁材料、储氢材料、催化材料是没有受到限制的，我们国家也在鼓励这方面的深加工和应用。”
张安文建议，各个国家出于资源来源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实现稀土来源的多元化，包括使用澳大利亚的稀土矿，利用日本企业在中亚的开采等。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拥有稀土资源，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低价优质”的稀土冲击世界市场，使得美国、加拿大等原本供应稀土的国家纷纷关闭了自己的稀土矿。
张安文指出，由于中国的长期大量开采，目前，中国稀土资源储量仅占全球总储量的31%，独联体占22%，美国占15%。而2009年，中国稀土产量12.48万吨，供应了全球90%以上的需求。除中国以外，去年俄罗斯稀土产量为2470吨，美国1700吨，印度50吨。
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出台限制出口配额的明确规定后，美国莫利矿业公司(Molycorp Minerals)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开采已经荒废将近20年的加州山口(Mountain Pass)稀土矿，加拿大阿弗龙(Avalon)稀有金属公司正试图在加拿大西北部开发新矿，澳大利亚Lynas稀土公司和阿拉弗拉(Arafura)资源有限公司也准备继续开发稀土矿藏。今年，加拿大西部矿业(GreatWestern)集团公司也已经拿到了南非稀土矿的开采权，即将开始生产。
但英国罗斯基尔信息服务公司总裁车竹薇女士坦言，虽然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或是拟定开发的稀土项目非常多，但稀土行业“投入大、时间长”的特点决定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量产，“西方公司一般要花15年的时间去做，期间要花巨额的人力和技术成本。”
记者也了解到，在西方国家，一般矿山开采中，企业30%的资产要拿来从事环境保护，也就是说环境治理会占很大的利润，而中国企业不到10%，因此，中国产的稀土成本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当西方国家在是否重新开采自己的稀土资源时就要算一笔账，“短期内，我相信中国稀土资源的价格还有增长的空间，不达到足够的高位，西方国家不会贸然生产。”加拿大西部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毕加里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确实存在大量的稀土矿，但开采的可能性很小，稀土开采和分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西方国家近30年的产业空白失去的是技术和人才，要重新做稀土的开采和分离，很不容易。“我相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还将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
国内企业重组雏形已现
8月3日，也就是首届中国稀土峰会开幕之日，目前国内最大的稀土生产企业包钢稀土集团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该公司上半年矿产品加工收入比上年增加22.97%，新材料应用收入比上年增加172.81%。
包钢稀土当日也公告了总额为2.23亿元的三项投资计划：出资7387万元对另一稀土生产企业江西赣州信丰新利进行股权投资;出资8920.78万元与江西赣州全南晶环共同出资组建稀土企业;出资6934万元对赣州晨光稀土进行股权投资，投资完成后分别持有信丰新利48%股权、与全南晶环组建的新公司49%股权、赣州晨光9.25%股权。
而就在前一天，8月2日，湖南有色公告，五矿有色以55.95亿元，收购母公司湖南有色集团51%权益的交易已完成。五矿有色因而间接持有湖南有色53.08%股权，虽然，两家公司并非只有稀土业务，但扎根江西赣州的五矿有色有意挑起南方稀土整合的大梁是众所周知，完成此次收购，表明五矿有色开始参与湖南稀土行业的整合。
包钢稀土和五矿集团几乎同时的收购举动被外界认为是拉开了中国南方稀土争夺的序幕，此前，一直有传闻称已经在北方完成“统一战争”的包钢稀土有意南下，这次收购行为无异于一次“郑重”地宣告，同时五矿与包钢稀土的同时动作也表明南方稀土整合已经进入实施期。
“作为企业，我们进入南方势在必然。”8月5日，包钢稀土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忠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稀土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要搞好稀土应用产业就必须掌握稀土资源，不能在资源上受制于人。
业内人士都知道，稀土分为轻稀土和中重稀土，轻稀土主要在北方，中重稀土主要分布在南方7省。
张忠告诉记者，包钢稀土集团已经拥有了北方的轻稀土资源，但应用加工需要中重稀土的配合，“为了获得中重稀土，我们必须进入南方，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就已经与赣州市政府签订了一个优势互补的协议，只是遭遇金融危机后暂时搁置。”
五矿与包钢稀土在成长的方式上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五矿被认为是做贸易起家浸淫稀土的时间并不长，在担负重组南方稀土大任进驻江西赣州之后，也没有很快进入整治乱局的核心——开采领域，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冶炼和应用领域。
与其相反，包钢稀土集团一直背靠包钢集团对包头稀土资源的垄断，牢牢掌握资源，尤其是2008年，包钢稀土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等共同出资，组建了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国贸公司)，包钢稀土集团实现了对稀土从资源到销售的全程垄断。
目前，包钢稀土的业务已经迅速延伸到产业链的下游，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公司计划拓展4个功能材料：钕铁硼磁性材料、贮氢合金粉、抛光材料和荧光材料。而在7月，五矿有色与稀土成品龙头企业北京中科三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满足中科三环原料需求的同时，五矿有色也更加积极地进入稀土应用领域。
除了五矿、包钢稀土两大龙头企业起舞的同时，包括已经在2007年入主四川冕宁稀土的江西铜业在内，中铝、江钨、厦钨、中色集团、广东广晟等中央央企和地方国企也都在“摩拳擦掌”，业内人士均认为，南方稀土的整合难以沿用北方的一家垄断模式，三五家企业分享的格局可能成为最终选择。
中央与地方博弈渐酣
据国内一位权威人士透露，为了制定稀土行业的“十二五”规划，中央相关部门已经召集专家们讨论过多次，“能感受到中央严控稀土开发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之前提倡企业储备，现在矿山储备已经渐占上风。”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基于企业的利益考量，企业储备资源，即便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储备也并不让学术界放心，“挖出来总是要卖的”，因此，在今年5月，包头实行稀土储备的同时，矿山储备的思路也在论证。
“如果说企业储备是为了维持市场和价格的稳定，那么矿山储备则完全是为了保护资源，这是战略考虑。”上述权威人士告诉记者，国家的这种思维势必会与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发生冲突，“一个地方有稀土，当地政府就希望利用资源发展产业，初级产品也好，深加工也好，都离不开资源，将来完全封山，当地也就没有了发展的优势。”
而今年以来，由于工信部、环保部等起草的《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将相继向社会公布并等待实施。按照新的标准，全国至少有20%的稀土产能被淘汰，此举被认为是国家在强力催动稀土行业的整合，给大企业进驻稀土资源区打扫道路。
这一切对南方稀土的影响尤甚，以准入条件限制为例，规定使用混合型稀土矿的冶炼分离项目规模应不低于8000吨(REO)/年;使用氟碳铈矿的冶炼分离项目规模应不低于5000吨(REO)/年;规定使用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冶炼分离项目规模应不低于3000吨(REO)/年，稀土金属冶炼项目规模应不低于1500吨/年，一旦实施，江西、四川等地将有30%至40%的产能属于被淘汰之列。
记者近日了解到，严格的准入标准已经引起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反弹，尤其是南方稀土各省认为标准过于严格，希望有所松动。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娜对记者表示，中央整合稀土产业的决心很大，如果严格执行，死掉一批企业在所难免。
而环保问题也将成为未来中央强制整合地方企业的重要因素。在首届中国稀土峰会上，多位中方发言人都将中国严控稀土生产与出口称作是“还环境债”。张安文明确表示，中国用有限的稀土资源供应全世界的需求，中国付出了沉重的的环境代价，“今后中国稀土的价格应该加上环境的成本。”
记者获悉，目前《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二稿已经出炉，确定稿将在近期公布，预计对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制的确较为严格，关键点集中于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和辐射范围条件的标准上，据了解，“标准”参照西方国家，有的甚至更高，“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淘汰大部分小企业，结束南方稀土散、乱的局面。”
“面对大国企整合地方稀土产业的局面，我曾向高层提出希望增加一个地方税种专门用于稀土开采冶炼后的环境恢复，之所以要交给地方政府就是怕国企或异地企业一走了之。”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四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在加大国企控制力度、环境保护、控制生产方面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中央与地方如何能协调好至关重要。
而如果按照《稀土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2009-2015年)》提出的“冶炼分离企业由100家减为20 家”的规定，未来5年内，中国稀土行业将面临巨大的震动，大量被淘汰掉的产能和人员将向何处去，也将直接考验地方政府，“这么大动作，落实起来起起伏伏恐怕在所难免。”
应用产业链转移
“中国长期给世界供应低价优质的稀土资源，不仅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也使得我们的企业因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在应用技术方面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8月4日，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总经理廖春生在稀土峰会上公开反思中国长久以来的稀土策略。
“我们是稀土大国，顶着生产和消费世界第一的帽子，但我们并非稀土强国。”安四虎对记者表示，稀土高利润的应用环节是中国所欠缺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先进的应用技术，“初级产品的附加值低，赚不到钱，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补偿环境。”
安四虎告诉记者，包头稀土高新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稀土命名的技术开发区，就是为了“用资源换技术”设立的。“稀土高新区目前有注册企业2000多家。主要集中于稀土新材料及其应用、冶金深加、工程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其中稀土企业66家，外商投资企业50 家。我们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提高，这个是双赢的，因为外国企业进来就不会受稀土出口配额的限制了，而且中国的人力成本还低，对企业也有利。”
不过安四虎也坦言，随着稀土被社会关注，“资源换技术”的策略也会被外界误解。近期被媒体炒作的韩国浦项收购中国稀土企业一事就让安四虎很头疼，作为这一引进工作的主要操刀者，安四虎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出于应用环节的外资引进，“并不涉及稀土初级产品，也不存在外企绕开配额外运原料的问题，除非走私。”
按照原计划，浦项将于今年11月投产1000吨的钕铁硼，明年达到5000吨，“但现在都搁置下来了，这对我们引进应用型企业的负面影响很大，其实我们一直坚持分离产品免谈的原则，我们很清楚外国应用企业愿意来就是看中中国的资源，我们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记者了解，由于中国对稀土资源控制，西方企业在寻求新的资源供给的同时，也在观望是否响应中国的“号召”，进驻中国进行生产，以解脱原料“饥渴”。
8月4日，毕加里就向记者表达了“合适的时候会在中国的投资”的意愿，作为集开采、应用于一体的稀企业负责人，毕加里表示，自己很理解中国控制稀土出口的举动，“要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了稀土最大的消费国，这里有巨大的市场，对于企业来说进驻中国，不仅仅意味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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