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尚没有缓和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对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作出的判断。常修泽为我国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开出的“药方”包括：减税、投资拉动、松动银根、加大退税力度、提高居民收入等。

 

“我个人判断，这场金融动荡还是在加剧，还没有看到开始回升的迹象，要有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和相应对策。”经济学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判断。他表示，目前中国借给美国的债(包括国债、美国政府担保的公司债以及其他债券)等，总规模约在1万亿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应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常修泽开出的“药方”包括：减税、投资拉动、松动银根、加大退税力度、提高居民收入等。

 

记者：常教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有人认为此次金融海啸已接近尾声，有人预测明年年中全球经济将走出低谷，您是如何判断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态势的？

 

常修泽：我对当前国际经济态势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尚没有缓和的迹象。今年9月中旬，我在玻利维亚参加国际企业经济年会时，恰好见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前高管克劳迪奥先生，没有想到几天后就传来雷曼公司破产的消息。以此为“导火索”，金融危机开始在全球蔓延。迄今已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是全球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增长小幅下滑到5.0%。到2008年，金融动荡全面爆发，经济增速开始大幅下滑，预计不超过3.9%。国际上普遍预测，2009年美国将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2009年欧元区的情况将和美国类似。日本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新兴国家明年预计经济增速将下滑到6.0%左右。在发达国家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预判下，全球经济只能勉强维持约3%左右的增长水平。

 

 三是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美国金融风暴不仅波及全球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日渐显现。短时间内，多家大型企业陷入困境，目前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经营危机(没有500亿至600亿美元难以摆脱危机)。一些公司的业绩、资产状况令人担忧，全球还有多少“定时炸弹”没有引爆目前很难做出相对明确的估计。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还在增加。我已经注意到奥巴马先生关于“美国经济最糟糕时期尚未到来”的估计。

 

记者：您认为这场危机有哪些教训值得反思？

 

常修泽：从世界货币体系来看，目前是美元主导世界，自身不受约束，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性漏洞。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G20峰会上，欧洲、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国便提出要变革“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的想法；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过去这些年中，美国可归纳为“超消费、低储蓄、多负债”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难以持续；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和监管也存在问题。简而言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造成了所谓的“繁荣”，这其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记者：听说您最近对国内几个地区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有何发现？

 

常修泽：最近我连续调查了长三角地区(无锡、南京和宁波等地)、珠三角地区(佛山和广州等地)、中部的湖南浏阳以及北京、天津、河北(主要是在秦皇岛了解煤炭压港问题)、山西和甘肃等。调研发现，有四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出口明显萎缩。今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了4.9%。从无锡的调查来看，出口增长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6.1个百分点。下滑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原因在于国外订单减少、出口退税减少。在东莞，玩具、皮革等加工行业出口萎缩明显。

 

二是增长势头减弱。10月份的经济增速下滑比较厉害，工业增速只有8.2%(2007年同期为17.9%)，部分中小企业已经破产倒闭，特别是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

 

 

 

三是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这在中小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至9月份，我调查的一个地级市实际资金短缺200亿元至300亿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是2007年至2008年初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银行严格控制贷款发放；其次是市场销售不旺，产成品占压资金；再次是国内银行在经营决策时观望气氛浓厚。

 

四是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人力成本上升。我在调研时了解到，短期内企业成本上升中，人力成本约上升15%。同时，出口退税减少、土地资源缩减、资金紧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企业经营就会出现问题。

 

记者：面对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您认为我国当前应进行哪些政策调整？

 

常修泽：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宏观政策已经做出了相应调整。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有“三种样式”：“两防”、“一保一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来说，应通过以下“即期对策”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首先是减税，从理论上来讲是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去年财政收入5.1321万亿元(其中税收4.6万亿元)，今年按照20%的年增幅来看，可能要到6万多亿元。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减税，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利息税暂停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涉及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投资于公共设施免3年营业税等。这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增值税转型”，我认为，这不仅是一项优惠政策，更是一次“制度性变革”。全面实施增值税改革将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为企业减负。

 

其次是投资拉动。制止经济下滑的办法一般有两个：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增加投资上项目，经济可能会迅速扭转跌势；拉动消费，企业就会多生产，经济也会快速增长。我认为，从理论和战略上，应该将经济增长的基本点放在扩大消费上。但是，启动消费难度较大，见效较慢。原因在于启动消费必须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物质基础，建立可靠完善的社保体系，这些都需要有相应配套措施。按照“投资乘数”理论，加大投资后会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把钱投到项目上可以迅速见到效果。现在国家决定启动4万亿元的投资规划，投向安居类、农村类、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类、生态环保类、更新改造类以及震后重建类七大领域。我认为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质量和效益。每个投资项目都要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更要有项目投入、产出的比较，特别是防止传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惯性运作”。二是项目“落地”(建设用地100多万亩的供给，及地区项目与土地控制指标“不对称性”)及“征地”问题。在解决项目建设用地缺口时必须注意保护农民利益。三是防止建设中的腐败。

 

再次是货币手段。贷款利率目前已进入下行通道，还出现了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的政策导向，松动银根可让企业有钱可贷。另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金融创新，这涉及民间私人股份制银行创建等体制改革等问题。几年前我到越南考察，发现他们已经有38家私人股份制银行。当然，我们做时，一要强调资本金充足，二要加强监管。

 

外贸政策上，要加大退税力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为控制出口降低了退税税率。当前，出口大幅萎缩，因此要加大退税特别是纺织业退税的力度。外贸出口退税一般就是先征后退，退税后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大，可以刺激企业生产。

 

增加居民收入，重点是增加农民和城市中低阶层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农村务农者的收入，就是适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规定最低标准。另一个是保证进城务工者的收入。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应提高城镇职工和低保人员的收入水平。这一点应有新的举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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